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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辅助生殖产业市场格局与发展现状

浏览: 作者: 来源: 时间:2022-04-30 分类:业务领域
越来越多医疗机构甚至非医疗企业都在加速布局这个行业。相较竞争激烈的妇产和疾病繁杂多样、用药受限的儿科,试管婴儿可获利润更高,技术也单一,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成为很多妇幼医院的首选。


在《美丽新世界》中,自然生育被现代人抛弃,受精卵在工厂的流水线中进行培养和选择,管理人员用试管培植、条件反射等方法,培养和控制人的行为,进而形成5个人类阶层,建构起了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一部超越那个时代的作品,但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小说中的一些描述也许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Louise Brown在英国出生,近40年来,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的人数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人们预期。 2018年4月,《Reproductive BioMedicine》期刊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A demographic projec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o world population growth》的文章,评估了辅助生殖技术对于世界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数据显示,到2100年,借助体外受精技术诞生的人数可能将达到全球总人口的3.5%(约4亿人)。

2018年7月,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800万试管婴儿降临人世。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的试管婴儿治疗周期超过200万个,目前每年成功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婴儿人数已超过50万。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曾透露: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孩子里,利用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占出生人口的1%~2%,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数量逾20万例次。

试管婴儿数量的背后是巨大的市场需求。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年8月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在12.5%-15%,患者人数超过4000万。另据计算,中国不孕症患病率预计将从2017年的15.5%增加到2023年的18.1%,全球不孕症患病率由1997年的11.0%上升至2017年的15.0%,预计到2023年将上升至17.2%。

年轻人不孕症患病率的提高加剧了这一趋势。2015年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对全球的辅助生殖患者数据进行过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国家的辅助生殖患者位于35岁以下及35岁~39岁两个阶段。而中国的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其占比高于其它国家,达到了53.0%。研究表明:中国35岁以下的不孕不育患者明显多于其他发达国家。

高龄产妇夫妇比例逐年提高,对辅助生殖技术产生了较强的需求。在选择做试管婴儿群体中,高龄产妇的比例已从原本的25%上升至30%-40%。2016年,中信湘雅试管婴儿进入移植周期的二孩妈妈增加40%以上。35岁及以上二胎助孕总周期数占同期同年龄段总助孕周期超过50%。数据表明,进行试管婴儿辅助医疗人群中,二孩妈妈人数越来越多,而“试管二孩”妈妈中尤以70后高龄妈妈为主力军。

除不孕症患病率提高,生育年龄推迟、生育二孩以外,在全球范围内,未来家庭型态的多样化是助推辅助生殖长期发展的因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估计,当前多达六百万美国人的父母是同性恋,双性恋,想要拥有子女的LGBTQ家庭也越来越多。试管婴儿似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根据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对各会员医院的统计,2016年我国IVF市场规模已达122亿元,预计到2019年将达185亿元,年复合增速15%以上。平安证券研报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5000万,其中约30%(1500万)患者需要IVF治疗,按平均费用15000-16000元计算,预测IVF潜在市场规模高达2250-2400亿元。

2016年3月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表示,中国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育手术。与强烈市场需求相对应的是市场供给的不足。

2007年前国家严控辅助生殖机构,2007年原卫生部曾将辅助生殖技术行政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辅助生殖机构从2007年的95家突增至2012年末的356家。在2013年初,原卫生部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令暂缓审批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有451家辅助生殖中心、23家人类精子库机构,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27家。按照国家卫健委每300万人设置1个机构的标准测算,未来试管婴儿中心数量也只有大约362家左右。

试管婴儿牌照获取难度很大,能够符合条件的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根据2017年4月原国家卫计委官网公布的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仅有451家医疗机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中民营性质仅约40家,占比不到10%。全国排名前10的生殖中心有8家为公立医院。

市场供给的不足给行业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酉金资本投资经理宋成博曾表示,辅助生殖成本相对较低,毛利润高达90%以上,净利润达到50%以上。长沙高新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其辅助生殖净利润能达到50%,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到2017年其辅助生殖业务平均毛利率能到达42%、净利率为29%。

越来越多医疗机构甚至非医疗企业都在加速布局这个行业。相较竞争激烈的妇产和疾病繁杂多样、用药受限的儿科,试管婴儿可获利润更高,技术也单一,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成为很多妇幼医院的首选。除医疗机构外,上游企业如丽珠集团、长春高新、华大基因、达安基因、万孚生物等也纷纷进军这一领域。

在国内市场供给速度较慢的背景下,跨境辅助生殖医疗正在兴起。美国成为最受国人欢迎的海外辅助生殖服务地。2017年,约1.5万名中国人到海外接受辅助生殖服务,其中30%前往美国。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辅助生殖跨境医疗市场规模超过90亿元,跨境辅助生殖周期总量约47万例,其中跨境试管婴儿取卵周期量超过20万例,高于跨境辅助生殖临床妊娠周期量。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热点,特别是中国患者,于2017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约5150名国际患者中,70%来自中国。

从技术的角度看,国内外并无太大差异。从1981年国家设立首个精子库起,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已进入世界前列。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 2000年,国内首例运用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PGD)的试管婴儿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诞生,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进入第三代。

但我国多数医院停留在一代(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和二代(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阶段,也有部分机构研究开展三代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S/PGD)。

IVF-ET针对女性不孕,解决了卵子问题;二代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SCI)针对男性不育,解决了精子问题;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是在此前两代技术基础上实现了胚胎的择优选择,可以筛选出一个没有染色体疾病和遗传病的胚胎进行植入。

由于PGS/PGD费用较高,技术体系不成熟且涉及医学伦理问题,第三代技术在我国未大规模使用。美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已广泛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但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发展并不落后,早在2014年,世界首例经MALBAC(multiple annealing and looping-based amplification cycles)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就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当前国内多数中心每移植周期的成功率大约是40-50%。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认为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约为40%,活婴分娩率达30%~35%。

选择国外接受治疗的动机可能会比较复杂,除了考虑医生方案设计和服务水平之外,性别筛选、疾病筛查、代孕和供卵等则更具吸引力。但我们不应对此过于乐观,应谨慎看待这项技术对个体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曾表示:“我们依然需要密切观察试管婴儿及其下一代的远期健康,比如脂代谢、糖代谢等指标。”2018年 《Human Reproduction》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率的提高,新生儿的出生体重也会增加,在过去25年里,无论采用哪种试管婴儿技术,新生儿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80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朱依敏认为:“精子和卵子取出后,都要放到培养皿中,接触到培养液等。培养皿都是塑制品,塑料的成分双苯酚属于环境雌激素,对配子(精子、卵子)或胚胎可能造成潜在影响。所以,操作人员哪怕只是不小心在培养皿上轻轻划了一道,释放出的双苯酚都可能影响到这个试管婴儿的一生。”

《JAMA Pediatrics》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体外受精儿童的总体癌症率(每1,000,000名儿童)比非体外受精儿童高出约17%;IVF儿童的肝脏肿瘤发生率比非IVF儿童高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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